28706375_28岁，一个越来越低级的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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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一个越来越低级的妓女
作者：堵道塞
来源：https://hlib.cc/n/2870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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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
她最后一次接客那天，离她被毁容刚好过了一年零十七天。她记得这个数字，不是因为她在日历上画了记号——她住的地方没有日历，窗户上的报纸糊了三层，白天黑夜全靠门缝里透进来的光分辨——而是因为每次被人问起来“你在这行干了多久”，她都会下意识地从头算一遍，算到最后就停在那张脸被划烂的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之后，什么都变了。什么都没变。变的只是价格。不变的是，她还在卖。
那天下午，管事的来敲她的门——说是门，其实就是一块钉在铰链上的三合板，风大的时候会自己弹开。管事的叫阿黄，一个五十来岁的本地男人，脖子后面堆着三层褶子，嘴里永远嚼着一颗槟榔，说话的时候红色的唾沫星子喷得到处都是。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因为她的房间太小了，站两个人就转不开身。他只把三合板推开一条缝，往里面丢了一句话。
“晚上有活，八个。都是下面工场的，你准备一下。”
下面工场。她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正在用一把断了两根齿的塑料梳子梳头发。她的头发在这一年里掉了一大半，以前扎起来有手腕那么粗，现在只剩稀稀拉拉的一小把，头皮从发缝里大片大片地露出来，像一块被虫子啃过的草坪。她把梳子放下，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含混的音节，算是答应了。
“下面工场”是秦姐手里的另一门生意——说白了就是人口走私链条的末端产业，一群被骗来、被绑来、被卖来的男人，关在城郊一个废弃的橡胶加工厂里，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体力活，做水泥砖、搬货、拆船、砸废铁。这些人没有身份，没有工钱，没有名字，管事的叫他们“黑牛”。黑牛们的平均寿命不长——干个三五年，身体垮了，就被丢出去，换一批新的进来。
这些男人是秦姐手底下最不值钱的货。但再不值钱的货，也还是男人。是男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需要出口。秦姐不做亏本生意——与其让这些黑牛因为憋疯了而打架闹事，不如每隔一段时间给他们安排一次“福利”，找几个最便宜的女人去工场里走一趟，像给机器上润滑油一样，低成本、高效率地维持劳动力的稳定。
Eila就是“最便宜的女人”之一。
她一年前还不是。一年前她虽然毁了容，但身材还在，皮肤还紧，腿还长，腰还没有塌。那时候她还能在小巷子里站街，脸上蒙一块纱巾，灯一关，客人也看不清她长什么样，只觉得身材好、技术好，回头客还不少。后来她的脸伤反反复复地感染，抗生素买不起，大半年才好利索，但好了之后那张脸比刚毁的时候更吓人——疤痕增生，皮肉扭曲，右边的嘴角被疤痕拽得往上斜，像是永远在冷笑。客人开始嫌她，哪怕关了灯也要先摸一把脸，摸到那些凸起的疤痕就骂骂咧咧地提裤子走人，有时候钱都不给。
巷子站不住了，她就退到了更低一档的地方——那种专门服务本地底层劳工的暗娼窝点，一间黑屋子里用布帘隔出几个小隔间，一个隔间一张草席，草席上躺一个她这样的女人。一次换算成人民币大概七八十块钱，她分一半，剩下的交保护费。干了三个月，她的肚子被人搞大了——她不知道是谁的，也从来没想过要知道——她自己找了黑诊所，花了攒了大半年的钱，把孩子打掉了。
堕胎之后她胖了。
不是普通的胖，是那种身体被掏空之后内分泌彻底紊乱的病态膨胀。她以前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不到一百斤，腰围一尺八。堕完第一胎之后一个月里她胖了三十斤，腰上的肉像发酵的面团一样往外鼓，大腿粗了一圈，以前那件站街时穿的黑裙子塞不进去了。然后是第二胎、第三胎——她后来又被搞大了两次肚子，每次都只能去最便宜的黑诊所，用的是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做完了连抗生素都吃不起，感染、发烧、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差点死过去，然后爬起来继续胖。每次堕完胎，她的身体就像被吹了一次气，膨胀、松垮、变形，一层又一层的脂肪堆叠在腰腹之间，像是有人在她皮肤下面塞了一床又一床的棉被。
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身体——如果那面裂了三条缝的镜子里映出来的东西还能叫“她”的话——看到的是一具庞大、松垮、扭曲的肉堆。肚子上的赘肉一层叠着一层，肚脐被埋在最深的那道褶皱里，像一口被填了一半的井。乳房垂到了肚子上，乳头因为反复的激素波动变得又黑又大，像两枚被踩扁的桑葚。手臂粗得像普通女人的大腿，大腿粗得像水桶，走起路来两腿之间的肉互相摩擦，夏天的时候会磨破皮，流出黄色的脓水。
但她的腿还算会夹。这是秦姐说的，秦姐有一次来巡视，看了她一眼，跟阿黄说了一句：“别看她胖成这样，那双腿还是有点东西的。以前教的东西没白教，都长到骨头里了。”
那是秦姐最后一次提到她的“以前”。从那以后，秦姐再也没有正眼看过她。
傍晚六点，阿黄开着一辆破皮卡来接她。后车厢里已经坐了两个女人，一个叫阿香，一个叫小兰，年纪都比Eila小，但也都不是什么好货色了——阿香是个瘾君子，瘦得像一具行走的骷髅，手臂上全是针眼；小兰脑子有点问题，听说是小时候被打坏的，说话颠三倒四，但身体是好的，所以也能卖。她们三个就是秦姐手底下最底层的“货”，专门配给工场的黑牛们。
Eila把自己塞进皮卡后车厢的时候，铁皮地板被她压得闷响了一声。阿香看了她一眼，往旁边挪了挪，不是给她腾地方，是嫌弃她身上的味道。她已经有日子没洗澡了——她住的地方没有热水器，连冷水都时有时无，身上的汗味和油脂味混在一起，闻起来像一块放久了的猪油。她知道自己臭，但她不在乎了。
今天她穿的是阿黄给她的一套“工装”——一条红色的渔网袜，网眼大得能塞进一根手指，长度过膝，刚好卡在大腿最粗的那个位置，把大腿上的肥肉勒成一节一节的，像灌得太满的香肠。渔网袜是旧的，左边膝盖的位置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白花花的膝盖皮，那个破洞周围起了毛球，明显已经穿了很多次。上身是一件黑色的紧身背心，也是旧的，腋下的位置有汗渍染出来的白色盐霜，背心的下摆卷了边，遮不住腰上那圈赘肉——其实也没什么能遮住了，她的肚子太大了，任何衣服穿上去都会被撑得绷在肚皮上，像一层随时会炸开的薄膜。
她的脸上涂了粉——最便宜的那种散粉，颜色比她本身的肤色白了好几个色号，涂上去之后整张脸像刷了一层白墙漆，而那些凹凸不平的疤痕在白粉的覆盖下反而更加明显了，像被雪覆盖的乱石堆，起起伏伏，沟壑分明。她涂了口红，也是便宜的，颜色是那种发紫的玫红，和她当年在船上被秦姐教的那个颜色几乎一模一样。她不是刻意选了这个颜色——她在杂货店里随手拿的，最便宜的那支就是这颜色。她拿起来的时候愣了一秒，然后付了钱。也许不是巧合。也许所有的廉价口红最终都是同一个颜色。
皮卡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四十分钟，把她全身的肥肉颠得像一锅沸腾的水，晃个不停。她的肚子里又开始隐隐作痛了——四天前她刚做完第四次堕胎手术，还是那个黑诊所，还是那个连手套都不换的医生，还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成分的药。手术做完之后她流了两天血，第三天血流少了，第四天阿黄就来派活了。她没有拒绝，因为她需要钱，也因为拒绝没有意义——在这个地方，她说了不算。
到了工场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废弃的橡胶加工厂坐落在城郊的一片荒地上，围墙塌了半截，厂房窗户上的玻璃早碎光了，用铁皮和木板胡乱钉着。院子里堆着小山一样的水泥砖和废铁，一盏大功率射灯挂在厂房的屋檐下，照得整个院子亮如白昼。灯下黑压压地站着一群男人，穿着统一的黑布工服，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眼神里有一种被驯服之后特有的空洞，像一群被拴在木桩上的牛。
阿黄把她们三个领到厂房最里面的一间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车间主任的办公室，现在被改成了“接待室”——地上铺着几张脏兮兮的草席，草席上铺着一次性塑料布，塑料布上扔着几包劣质纸巾和一瓶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润滑剂。墙角堆着几条颜色各异的旧毯子，毯子上有洗不掉的污渍，一层叠一层，颜色深浅不一，像一幅抽象画。
Eila看了一眼那几张草席，什么也没想。她以前在高端会所的时候，房间里铺的是埃及棉的床单，床头柜上摆着鲜花和香薰蜡烛，客人进门要脱鞋，她穿的是丝绸睡袍。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她已经不敢想了。她现在只想着一件事——今天八个，一个能挣多少钱，秦姐抽多少，她到手能剩多少。
阿黄在外面喊了一声，黑牛们开始排队。他们不是自愿的，也不是被强迫的——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就像给他们吃饭一样，是维持劳动力运转的一个环节。他们一个个走进来，低着头，不敢看她。这些男人和普通嫖客不一样，他们的眼睛里没有那种猎艳的兴奋，只有一种麻木的、机械的需求。他们不是在找女人，他们只是需要用掉身体里那些多余的东西，用完之后好回去接着干活接着睡觉。
第一个男人走进来的时候，Eila已经摆好了姿势。她躺在草席上，侧着身，一条腿屈起来搭在另一条腿上——这个姿势是她当年在船上学会的，秦姐教的，叫“侧卧呈花”。这个姿势能最大限度地展示腰线和臀线，同时藏住肚子上的赘肉。她现在已经没有腰线了，臀线也淹没在一层一层的脂肪里，但她还是会做这个动作，肌肉记忆比脑子里的记忆更深。
那个男人——她看不清他的脸，灯光太暗了，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瘦高个，肩膀很宽但全是骨头，锁骨从工服的领口里凸出来，像两根衣架杆子。他站在草席边上，犹豫着，粗糙的手指在裤缝上搓了搓。Eila从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认出了他是个新来的——老黑牛们不会犹豫，进来就干，干了就走，全程不说一句话。只有新来的才会站在草席边上搓手指，才会觉得这件事还需要一点心理建设。
她看着他，忽然觉得想笑。这个人被绑来、被关起来、被当做牲口一样使唤，命运已经够惨的了，现在连嫖个妓都要被安排、被规定时间、被排队编号。他比她更不像一个人。而她呢，她是来服务他的，她比他更惨。两个惨到不能再惨的人，在这间散发着霉味和塑料布化学气味的屋子里，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一场没有人会感到快乐的交易。
她笑了，嘴角歪斜着，露出左边那个掉了两颗牙的黑洞。
男人似乎被她的表情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但阿黄在外面拍了一下门板，骂了一声“快点”。他就不退了。他蹲下来，粗糙的手碰到她的渔网袜，指尖的老茧勾住了网眼，扯了一下没扯开。他笨拙地扯着网眼，像一只试图撕开一张渔网的熊，动作里没有任何情欲的成分，只有一种笨拙的、被训练出来的程式化。Eila伸手帮他把渔网袜往下卷，动作熟练得像在脱一双穿了很久的旧袜子。
她分开双腿的时候，四天前刚做完手术的地方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刺痛。她咬着嘴唇忍住了，只在喉咙里发出一声极轻的闷哼。她没有告诉他她才做完手术四天。说了也没用，他不会懂，也不会在乎，阿黄也不会在乎，秦姐更不会。在这个系统里，她的身体不是她的身体，是一件工具，而工具不需要休息日。
她仰面躺在草席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暗的灯泡，开始在心里数数。这是她今年发明的自我催眠法——数数，从一开始，一直数，数到结束。通常情况下她不需要数到一百。今天的第一个男人大概很久没有碰过女人了，也可能是他在工场里被压抑了太久，他的动作生硬而笨拙，呼吸粗重，手掌撑在草席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她听见那些黑牛在外面排队时窸窸窣窣的声音和管事的吆喝，想着自己四年前在高端会所里伺候一个客人就能拿到他们现在干一个月的工钱。
那颗灯泡是坏的，一闪一闪的。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她忽然瞥见自己大腿内侧的皮肤——渔网袜勒出的红色网格印子嵌在惨白的皮肤上，而再往上，小腹上那层层叠叠的赘肉随着身体的晃动泛着油光，肚皮上密密麻麻的红色妊娠纹像一条条蜈蚣，从肚脐眼向四面八方爬开。她的肚脐眼周围是一圈乌黑的色素沉淀，那是第三次堕胎后感染留下的痕迹。
她的胸脯以前是她最引以为傲的资本——不大，但形状好看，像一对倒扣的玉碗。现在它们垂在身体两侧，乳晕大得像两枚铜钱，颜色是那种发灰的深褐色，几乎和周围松弛的皮肤融合在一起，乳头陷进去了，怎么揪都出不来。她记得以前在会所的时候，有客人专门点她就是为了看她的胸，说她的胸长得“高级”，穿上旗袍之后侧面的弧线像宋瓷的瓶身。现在她穿着渔网袜和脏背心，躺在草席上被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男人压着，她的胸像两团发了酵的面团一样摊在身体两侧。
然后是她的脸。她不敢想她的脸。但她还是忍不住侧过头，瞥了一眼墙角那扇破碎的玻璃窗——玻璃上倒映出她的影子，模糊的、扭曲的，但她还是看到了那个被疤痕撕裂的轮廓，像一个被打碎了又胡乱粘起来的陶罐。她想起毁了她的那个晚上——那个客人是本地人，花了大价钱点的她，进了房间之后看了她的脸，说了一句“就这？”，然后就开始挑剔。她那时候才毁容不久，脾气还没被磨平，回了一句嘴。那个人就发了疯，把她按在地上，用碎酒瓶在她脸上划了十几下。
秦姐事后赔了那人一笔钱，没有找她麻烦，只是说了一句“以后别接本地客了”。不是心疼她。是觉得她这张脸接不了本地客了，得降级。
从那以后，她就一路降级，从本地人到黑牛，从黑牛到更底层的黑牛。她不知道还有没有更低的地方可以去，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不管有没有，她都去得了。
第一个男人结束了。他站起来，提上裤子，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全程没有说一句话。Eila翻了个身，从草席上那包劣质纸巾里抽出几张，草草地擦了擦身体。她擦的时候摸到自己大腿内侧的渔网袜上有一小片湿滑的污迹——不是她的，是他的，隔着渔网袜渗过来，黏糊糊的。她擦了擦，擦不干净，索性不管了。
她的指尖在擦拭的过程中习惯性地碰到了那个位置，那种触感让她想到了焦炭——不是比喻，是真的像焦炭。松垮的、粗糙的、没有弹性的，颜色是那种洗不掉的深褐色，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到外烧过。她自己知道，反复的堕胎、感染、炎症、溃烂，已经让那里完全坏掉了。她记得在船上秦姐教过她们怎么保养，什么牌子的冲洗液最好，怎么用酸奶调节酸碱度，每天要换棉质内裤——那时候她们是A级货，保养身体是工作的一部分，和保养一件昂贵的乐器一样重要。
现在她的身体不是乐器了，是垃圾场。
第二个男人进来了。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他们走马灯一样地轮换，每个人的动作都差不多，每个人的表情都差不多——那种被压抑过久的、机械的、带着生理性急躁的麻木。Eila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声音，同样的数数。她的服务姿势成了肌肉记忆，身体机械地运作着，像一台生锈的发动机还在强行运转。那些男人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粗暴，有的一言不发像在完成作业，但他们没有一个在看她的脸。她躺在那张铺着塑料布的草席上，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是一口井——一口废弃了的、干涸了一半的、井壁上长满了青苔的老井，任何人都可以往里面扔一块石头，然后转身就走。
她那双被红色渔网袜包裹的腿，在幽暗的灯光下仍然会摆出最具诱惑的角度，仍然会夹，仍然能激起这些压抑已久的男人们最原始的欲望。可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她这副残破躯体里，最后一点被训练出来的本能。
第五个和第六个之间有一个短暂的空档，阿黄在外面吼了一嗓子，说工头临时加了一个人，变成九个了。Eila躺在草席上听到了，没有反应，只是在心里重新算了一遍账——九个，一个人折合人民币大概二十几块钱，她分六成，秦姐抽四成。去掉给阿黄的份子钱，她今晚大概能到手一百块出头。
一百块。她以前在高端会所的时候，一杯酒的小费都不止这个数。但那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了，那个世界里的孙颖芳穿着丝绸旗袍踩着高跟鞋，在包厢里给客人倒酒、唱歌、留玫红色的唇印，一个月挣的钱抵得上普通人一年的工资。而现在的Eila——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庞大臃肿的身躯裹在破洞的渔网袜里，腰间的赘肉一层叠一层，脸上是纵横交错的伤疤和廉价白粉都遮不住的丑陋。躺在这张草席上接待九个最底层的黑奴，挣一百块钱。这中间的落差，她不是没有算过。她算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算第二次了。
第九个男人进来的时候，Eila已经快撑不住了。她的腰酸得像要断了，赘肉压得太久，胯骨两侧的皮肤被草席磨破了，火烧火燎地疼。最难受的是小腹——四天前刚做完手术的位置一直在隐隐作痛，这会儿疼得更厉害了，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扯着、拽着、撕着。她能感觉到一股温热的液体顺着大腿内侧流下来，不是那些男人的东西，是她自己的。可能是血，可能是别的什么，她不确定，也没法低头去看。她只是在男人离开之后又多抽了几张纸巾，草草地垫在下面，然后躺平，等着下一个。
但下一个没有来。阿黄在外面喊了一声“没了，收工”，然后门板被拍了两下，算是通知。
她躺在草席上，身体陷在塑料布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的额头全是汗，白粉被汗水冲出了一道道沟壑，露出下面暗沉的皮肤。她试着坐起来，腹部的赘肉堆叠在一起，像一个灌满了水的气球，她用了两次力才把自己撑起来，靠着墙壁坐着，低头看了一眼腿间那团纸巾——果然有血，不多，但颜色是暗红色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腐味。她皱了皱眉，把那团纸巾扔到墙角，又重新垫了几张。
阿香和小兰也收工了，坐在屋子另一头的草席上，一个在数钱，一个在发呆。阿香数完之后满意地把钞票塞进内衣里，看了Eila一眼，目光在她那堆赘肉和破洞渔网袜上停留了两秒，然后咧了咧嘴，露出一个没有门牙的笑容。
“Eila姐，你今天是几个？”
“九个。”Eila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嘶哑、含混，像是砂纸磨过铁皮。
“九个！”阿香吹了一声口哨，“比我多三个。胖归胖，腿还是好用啊。”
Eila没有接话。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被红色渔网袜包裹的腿——膝盖上的破洞比来的时候更大了，网眼被扯得变了形，大腿上勒出的红印子已经变成了青紫色，像是被人用绳子捆过一样。她的腿确实还算好用。这是她全身上下唯一还保留着“职业技能”的部位。当年在船上，秦姐训练她们的时候，重点训练的就是腰和腿——腰要软，腿要灵，夹的时候要有力又不能太有力，角度要刚好，节奏要和呼吸配合。这些东西她学得太好了，好到变成了肌肉记忆，好到哪怕她的脸毁了、身体垮了、肚子大了、皮肤松了，她的腿还记得每一个角度、每一个节奏、每一个力度。
“腿还算会夹。”她忽然喃喃地重复了一句，嘶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是自嘲还是骄傲的意味。也许两者都有。也许两者都不是。也许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像在说“今天的天气很热”一样。
九个人。她躺在弥漫着劣质纸巾和廉价润滑剂气味的昏暗屋子里，手指蘸着唾沫一张一张地把皱巴巴的越南盾展开、抚平、对齐，反反复复数了三遍，最后把钞票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塞进渔网袜的袜口里。她的手指摸过袜口的时候摸到了那道被勒出来的深沟，皮肤在渔网里挤出来，像一坨被网兜兜住的肥肉。
九个人，折合成人民币，她今晚到手的钱大概能买两斤猪肉，或者三斤米，或者一盒稍微好一点的止痛药。她需要止痛药。她的肚子还在疼，四天前那个连手套都不换的医生用刮匙在她子宫里刮了不知道多少下，刮完了说“没事了回去休息两天就好了”。她休息了四天，然后来接了九个客人。她的子宫大概正在发炎，也许已经化脓了，也许下次再堕胎的时候会发现粘成一团，然后切掉，然后被扔到更低的层级——如果还有更低的话。
她把钱塞好，撑着墙壁站起来。站起来的那一瞬间眼前黑了半秒，她晃了一下，扶住墙才没有摔倒。肚子里的绞痛又来了，比刚才更剧烈，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她的小腹里用指甲在刮、在撕、在扯。她弓着腰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绞痛过去，然后把卷到肚子上的黑色背心往下拽了拽——拽不下去，只能盖到胸口下方，肚子还是露在外面，一截白花花的、堆满赘肉的肚子。
阿黄把她们三个送回住处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她在那个没有窗户的隔断间里，就着一盆冷水擦了擦身体。毛巾擦过大腿内侧的时候染上了淡淡的粉色——那是血迹被稀释之后的颜色。她把毛巾翻了个面，继续擦。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那些层层叠叠的赘肉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油光，肚皮上密布的红色妊娠纹像一条条静止的虫子，再往下是一团黑色的、松垮的皮肤。那个位置的颜色，不是正常的肤色，是黑的，是反复摩擦、撕裂、感染、结痂之后堆积起来的坏死组织，像被烧过的木头。
她想起她第四次堕胎前，她还能接一些本地人。那些本地人是附近镇上的小商贩、摩托车修理铺的伙计、码头上扛包的装卸工，兜里比黑牛多几个钱，但也不多。一个人比黑牛能多赚个几十块——换算成越南盾是十几万盾，够她多吃一顿带肉的路边摊。那时候她还没这么胖，第三次堕胎的伤刚好，身材虽然走样了但还没到让人恶心的程度，脸上的疤用头发遮一遮，灯关暗一点，勉强还能糊弄过去。本地人操着口音浓重的越南话骂她丑，但骂完了还是会上，因为便宜，因为比他们自己解决爽。
想起更早的时候，第二次堕胎后，她还能在小巷子里站街。那个巷子在城东的老街区，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地面永远是湿的，墙壁上长满了青苔，一根电线杆上挂着唯一一盏路灯，她就站在路灯底下，脸上蒙着一条纱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的身材还紧致，腰还是腰，屁股还是屁股，穿着一条黑色的紧身裙站在路灯下，远远看过去还是能让人多看两眼。有人停下来，她就迎上去谈价格，一次能比现在多赚两百——换算成越南盾是六十多万。她每次做完都会想，再攒一攒，攒够了就去把脸上的疤整一整，然后换个地方从头开始。但她攒不住钱，秦姐总有办法让她攒不住钱。
再往前呢？第一次堕胎前，她刚被毁容不久，脸上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但秦姐还没把她降级。那时候她还在中档场子里，专门服务本地的小老板和低级公务员，价格比巷子里高一截，环境也好一些，至少床是干净的，有热水洗澡。她那时候还觉得自己能翻身，觉得脸上的疤养好了就能回高端场子。她错了。
再往前——她不敢想了。
她强迫自己不再往前想，但她的大脑不听使唤，像一台失控的放映机，把那些她拼命想忘掉的画面一帧一帧地投射在她的眼前。高端会所。丝绸睡袍。埃及棉床单。香薰蜡烛的味道。她穿着那件开衩到腿根的紫色旗袍，坐在包厢的沙发上，一个四十来岁的商人搂着她的腰，她笑着给他倒酒，杯沿上留着那枚玫红色的唇印。那个人出手很大方，一晚上给了她五百万越南盾的小费，折合人民币一千多块，比她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还多。
她曾经觉得，从公务员到夜总会小姐，是她人生最大的跌落。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她多可笑——她穿着丝绸睡袍躺在柔软的床上，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惨的人。她不知道真正的地狱长什么样，因为她还没到。
现在她知道了。真正的地狱不是被卖到夜总会，不是被毁容，甚至不是躺在草席上被九个黑奴轮着上。真正的地狱是你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隔断间里，用一盆冷水擦身体，毛巾上染着从自己身体里流出来的血，而你脑子里唯一在想的是——今天挣的钱，够不够买一盒止痛药。
她侧躺在床上——那张床就是几块木板拼成的，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旧毯子——蜷缩着身体，肚子里的绞痛一阵一阵地袭来。她的身体已经不流血了，但炎症还在，小腹摸上去是温热的，微微发烫，像里面点了一盏小灯。她想着明天要不要去药店买点消炎药，但紧接着她又想起后天还要交份子钱。她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
从袜口里摸出那几张钞票，她又在黑暗中数了一遍。然后她把钱压在枕头底下，和她第一天卖身时攒下的第一张钞票放在一起——那张钞票早已发黄变软，边角都磨毛了，但她一直留着，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那是她堕落史的第一个物证。也许因为那是她所有绝望里，唯一还能攥在手心里的东西。
她闭上眼睛，想着今天挣的这些钱里，有多少要交给秦姐。
六成，秦姐拿四成。这是行规。她以前觉得这个比例不公平——凭什么自己辛苦挣的钱要分给别人将近一半？后来她不这么想了。秦姐说过一句话，她到死都不会忘：“别觉得我抽成多，没有我，你们连卖的机会都没有。这个码头是我占的，这个场子是我罩的，这些客人是我找来的，这些黑牛的工场是我开的。你们只是工具，工具不收费。”
秦姐说的是实话，这个她认。她确实欠秦姐一条活路——虽然这条活路窄得只能容她爬着走，但好歹是一条路。她在这条路上被毁容、被降级、被搞大肚子、被一次一次地堕胎，但她还活着，还在挣，还在喘气。在这个地方，这已经是天大的恩赐。
她想起秦姐今天没有来。秦姐已经很久不来工场了，这种最低级的生意不值得她亲自跑一趟。但秦姐还是在收钱，每个月阿黄准时准点地来收份子钱，一个子儿都不能少。Eila从来没有拖欠过。不是因为忠诚，不是因为感恩，而是因为她怕——怕秦姐把她从这个最低级的场子里踢出去。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也许连黑牛工场都不要她了，那她就只能去街上捡垃圾吃。而她现在至少还能靠着两条腿中间那个早已像焦炭一样黑的洞活着。这很惨，但还能活着。
她摸了摸自己的小腹，那层软塌塌的赘肉下面，子宫隐隐作痛。她想，也许那个黑诊所的医生说的对，她的子宫确实不行了。也许下一次再怀孕，就真的会死在手术台上。
但她不在乎了。她闭上眼，脑子里反复回响着一个念头，像是一句祷告，又像是一句诅咒——感谢秦姐，感谢双腿，感谢那个洞。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在了某个连她自己都不记得的时刻。也许从被毁容的那天就死了，也许从被卖到船上的那天就死了，也许从跪在政府大楼大厅里被千人唾骂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她现在只不过是一具还在呼吸的、还在出卖最后一点残存功能的肉。
窗外传来工场机器的轰鸣声，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她的意识开始模糊，身体陷入半梦半醒之间，脑海中最后浮现的画面是穿着牡丹花旗袍的自己，站在甲板上，背后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嘴角带着那个练习过无数遍的玫红色微笑。那个画面越来越淡，越来越远，最后碎成了无数片，像沉入深海的一粒石子。